读书园地

                                              ◇ 益仲德

    我出生在一个世代种田的农民家庭，近乎文盲的父母，为了四个儿子都能上学读书，常年节衣缩食，日夜辛勤操劳着。我更梦想从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大学毕业，成为文化或教育领域的有用之才。但正在我读高一的上半学期，一场祸不单行的灾难突然降临，使我的命运顿时起了决定性的逆转。
    那是1957年寒冷的冬季，出外谋生以养家糊口的父亲，不仅半年多来未寄分文汇款，还杳无音迅，生死不明。贫病交加的母亲急得住进医院抢救，生命垂危，全家陷入日后怎样生存的困境。无奈的母亲忍痛作出决定，要我这身为长兄的儿子辍学，参加农业生产，分担家庭重任，以渡生活难关。
    当时，我一听要退学，忙扑在娘亲的病床前苦苦哀求：“妈，我要读书，你就让我继续上学吧。”心如刀绞的母亲，这时一边泪流满面，一边哭泣着说：“儿啊，不是娘狠心，不让你读书，而是你没生读书的福，只生种田的命，唯有你回乡和我一起种田当农民，全家才有一条活命的生路。”
    就这样，我告别了学生时代，开始了农民生涯，跟着病愈后的母亲早出夜归，春种秋收。沉重的农活虽然经常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但求知的欲望却是越来越强烈。不能上正规学校，我就利用农闲和晚上时间，参加夜校、补习班、函授学校求读学习。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高桥中学初中时期的班长，他劝我去乡政府开介绍信，以高中同等学历像他去年一样报考复旦大学预科。
    正当我满怀信心，一次次恳请分管文教的副乡长能与人为善，实现自己渴望的大学梦想时，想不到非但大学没有考成，还把我作为不安心农业生产，一心想走白专道路的典型进行重点批判。这次沉重的政治打击，使我不再对上学读书抱有任何幻想，但更坚定了自学的决心。于是利用业余时间，借阅大量的中外名著。有时则带着干粮，前往市、县图书馆或站在新华书店，阅读自己心爱的书籍，有时一待就是一整天……
    1962年初夏，村党支部书记推荐我筹办公社文化站，党委分管领导也同意试用一年，以不脱产农民的身份，利用农闲时间开展文体活动。能有机会从事自己喜爱的文化工作，我毫不计较每月仅有10元补贴的待遇，全身心地投入创建图书阅览室、文艺宣传队，以及开展各项文体活动中去。同时我更积极参加市、县举办的诗词学习班、戏曲培训班、故事创作班、理论辅导班……以提高自己的艺术素养和业务水平。
    在川沙文化馆多位老师的鼓励帮助下，我开始学习写作反映农村新风新貌和好人好事的文艺作品。想不到第一次请浦耿先生作曲的《农村青年奔向前》竟刊载在《上海歌声》1964年第10期上。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还得到了生平第一笔稿费，欣喜若狂的心情真是难诉难描。
    也正是有了这一次意外的收获，公社的有关领导，认为我搞文化站工作还能胜任，才把拖了两年多未作决定的临时工，正式转为全脱产的文化站负责人。这是读书求知为我带来的又一次命运改变。有了良好的开端，我在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同时，坚持进行业余创作，为故事员赶写故事，为宣传队编排节目，还向报刊投寄稿件、向电台传递新闻。
    退休后，我被高桥镇政府聘为《高桥镇志》编修人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调研员。近半个世纪来，我可说读书求知不断，创作笔耕不止，惜因能力低下，水平有限，未有名篇力作问世，仅敝帚自珍，留下了两百余篇（首）诗词、故事、戏剧、小品、征文、散记等文稿，约三十万字，以及四十八张市、县级获奖作品奖状、证书。
    综观漫漫一生的读书求知路，不由感慨万千，父母含辛茹苦送我读书求知，是想儿子走出农村，改变世代为农的命运。我毕生渴望读书求知，是想把握自己的命运，离开农业干心爱的文化教育事业。而命运却一半拒绝、一半成全了我。直到如今，我的户口仍在农村，是全家唯一的末代农民。但却在乡镇机关和文化站、广播站、影剧院专职从事了四十多年的文化工作，也算是半个文化人。
    最值得庆幸的是，读书求知使我这个出生在农村的平民百姓，增长了文化知识，提高了素质修养，开阔了眼界视野，从而为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就是读书求知对我命运带来的最可贵的改变。

                                                        （作者系浦东新区高桥镇凌桥三岔港村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