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国裕
我出生在凌桥教师世家,家中原有许多书籍,“八一三”事变日寇轰炸浦西,不少学校被毁,我父亲约几个同事到浦西江湾办学,带去了家中大部分书。我六个月时不幸患了骨结核,学医的母亲央求恩师汤女士悬壶救我,结果左脚开刀残疾,行走不便,书成了我终身好友。
我五岁入学,小学六年级时看了家中仅存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书,与历史上的风流人物神交,读书兴趣倍增。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倡导“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也苦读数理化,成绩都很好。然文史兴趣不减,高中时常到校图书馆借阅各类历史书,使得因胡风案贬在图书馆的傅介石老师几次问我,想不想考历史专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十六岁高中毕业后没有进大学。农村没有继续学习数理化条件,我便改学文史。我每月靠支边在贵阳的二姐寄来的十元钱维持生活,省了几个月积了钱,到上海古旧书店买了一套六本的《欧阳修全集》,读了几年文史稍有功底。
“文革”炽起,我仅有的书只能付之一炬。彼时我到川沙水产公司工作,工作之余苦于无书可读,幸有同事介绍拜铁沙宿儒蔡经纬为师,借书学古文。我还“以权谋书”,当时水产品紧俏,有人借书给我,我便开后门供应鱼给他。有次中心店开会,我发现会场角落处有一筐破“四旧”抄家来的书,最上面就有一套《陆放翁全集》。尽管会场上口号彼伏此起,我心中盘算的是如何把书带回去。散会后我走在最后,顺便弯腰把书掖在工作衣内。回到宿舍秉烛夜读,真有“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兴奋。“文革”后期我调回凌桥,常去看望因运动受冲击的中学老师书法篆刻家王劲父,执卷叩问得益甚多。
拨乱反正迎来读书人的春天,邓小平同志力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劳动致富、知识致富成为时代主旋律,从此中国读书人可以堂堂正正读书写字做学问。我刚巧在凌桥百货店工作,常到高桥新华书店进购开放后的热点——久违的中外名著。近水楼台先得月,我节衣缩食省下钱来买书。因为书多了,我把一个旧柜子改为书橱,就有了一个简陋的书房。因我出生在酉年,故自名为“酉学斋”,一本本中外名著成了这里的贵宾。
因为买书,常去乡图书馆联系。在他们介绍下,参加了川沙县图书馆刚恢复的第一、二次征文活动,其中《浓淡由它改革中》、《喜看苍生重抖擞》等分别获一等、二等奖。
80年代全国掀起读书热,我参加了上海电大“商企管理”专业学习。为了把失去的多追来一些,除了规定的十七门课程外,同时加读了当时经济专业开设的全部十八门选修课,从此经济、管理、会计专业的书籍入酉学斋。因学有余力,我又报考复旦新闻专业自学考试,在数万考生中以前十名毕业,我的书斋中又有了新闻、文学类新书。
我是个残疾人,残疾人事业是蓝天下最阳光的事业。党和政府对残疾人的关心展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核心的风采。但残疾人不能躺在政府恩典下,要逆势而上,以十倍的艰辛与刻苦克服生理、心理上的困难,读书自强。书屋飘香我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服务社会,增加收入提高生活质量。我在单位是公司办公室主任,收入正敷家用。取得两个专业文凭后,我走出一条笔耕舌耕自力更生新路。短文见于《川沙报》、《东方城乡报》,经济论文刊登在市级经济杂志上,在市、区、行业征文中屡次得奖。我在公司是兼职教师,业余分别在凌桥、合庆、龚路、顾路和上海杨浦等成校兼职教授管理、会计、文秘等专业大中专课程,最多时每周有三十多节。每年辅导上百个学生,有十年没有一个完整的休息日。我与书有缘,书丰富我的知识,增长了我的能力。书又反哺我,拓开了一条服务社会,增加收入的知识奔小康之路,彰显读书的惠民利民作用。
我已退休四年,受聘于高桥镇文广中心,读书兴趣依旧,是图书馆常客。退休后我有了几盒新书,是《文汇报》“笔会”的剪贴本。2007年我参加新区文史学会,书斋里又多了浦东文史类书刊。2009年喜闻市政府将全面实施“农家书屋”实事工程,有力调动农民阅读积极性,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繁荣大发展。我的酉学斋想必某种含义中也是一个“农家书屋”——在吾酉学斋无麻将乱耳、输赢烦心;唯有书声精神,书香秀骨。面临动迁,旧斋中的书已装在几大纸盒中。动迁中都要丢掉一些杂旧东西,我可以丢掉旧家具、旧衣服,但晨昏伴我的书不能丢。
( 作者系浦东新区高桥镇凌桥村退休职工)
荣获2010上海"农家书香"征文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