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园地

                                                   ◇ 马毓豪
       史说中国是个农耕社会，我觉得也可以说是个耕读社会。一幅耕读渔樵的民俗画，就能够证实了这一点。
       自己是蛮欢喜读书的，每天都要读上几页书才能入睡，虽然什么时候开始养成了这种嗜好，早已经忘却了。
       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父亲是有着一些书的。可就在自己小学四年级失学时的那一天，就一天的时间，家中所有的书，包括所有有着文字的纸片都失去了。那是1966年7月的一天。自己失学是因为学校停课开展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我被勒令退了学。书，都成为“封资修大毒草”。似乎母亲早就知道这些书总要失去的一样，她不再使用煤炉了，而是用大灶，引火的不是柴禾，而是用书，有中文的外文的精装的线装的，各种各样的书。她烧着火，我们坐在一边帮着撕书。母亲一页一页地接过去塞进灶膛，点燃着熊熊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饭烧好菜炒好了，就烧水，烧开的水用不掉就倒进阴沟下水道里。几天后，还剩有一点书画，那些实在是舍不得烧掉的书和画，最后都成为红卫兵们的抄家“战利品”，装了满满一“黄鱼”车。望着那车远去的书籍，一家人真的想哭，却不敢流一滴泪水。
       直到1974年间，我已经进厂工作，进入了厂办的工人理论队伍，管理着厂办图书馆，开始又有点书可读了。这时，我认识了一位在古籍书店工作的人。那人告诉我，以“批林批孔”的理由，让单位开出介绍信，可在古籍书店买些书。于是在一位厂校负责老师的帮助下，在厂部开出了一些介绍信，于是就有了自己的一些书： 《古文观止》、《文选》、《辞源》、《说文解字》等，那时的书真便宜，我的一套线装6册的《古文观止》，版本虽然不好，但只有2元钱，还不到今天半斤青菜的价钿。到了80年代初，自己的书就多了起来。在一只五层的斑竹书架里一层外一层“站”得满满当当的。家里有了些书，最后演变成了家庭图书馆，邻居、同学、同事、朋友都会来借，或者就坐在一起阅读着讨论着，时时漾溢出阵阵欢乐愉快的笑声。之后，在书的默默帮助下，我这个仅仅只上过四年学的人也走进了大专院校……
       1984年10月，在自己结婚时，在一间仅15平方米的婚房里最引人注目的不是36条腿的捷克式家具，或者是三转一响的缝纫机脚踏车上海牌手表四喇叭收录音机，而是一只装满书籍的大书橱，实在胜过当时那些公社的图书馆阅览室。可好景不长，一年后，儿子出生了，“哇”的一声啼哭，逼得我让出书橱中的一层，放上他的奶瓶奶糕蜂蜜葡萄糖，之后又被他的“坦克”“汽车”“长枪”“短炮”所占领，书橱变得不再像书橱，我的很多书只好被封进放电视机的大纸箱塞进了床底下。好在之后安徒生来了，格林来了，书橱才恢复了一些其原有面目。
       2000年，自己入住了一套二室一厅的新公寓楼房，一咬牙，添进了两只大书橱，按理讲，我的一些书可以完全被“解放”出来了。可不然，儿子还是占领着不放，而且还肆意扩展着，看看也很无奈，他的书也确实多。于是，有些书还只能被封进纸箱内，塞进壁橱下岗待命，至于何时能够再上岗，一直没有时间表。
       之后，自己也不再买书，一则是因为书价太贵，自己也下了岗，买不起书了。另则是新小区配套中没有书店，买书基本要去市区的福州路，往返近40公里路程，公交再方便，时间也侍候不起。再则，在上海书城这样的类似大卖场书店里，要淘出一本好书来也实在费劲，更可恶的是，有些所谓“名家”推荐的书，荒唐低俗，让人恶心，放在自己的书橱里，真觉得有辱斯文。买书不如借书看，就去图书馆借阅，镇的图书馆，浦东图书馆。当然，有的好书因借阅的人多，要借阅也是蛮困难的，那就预订，等人还来了就通知我去借。图书馆这一项服务使我感到很满意。现在镇图书馆的延伸服务进入到了各村委会、居委会，阅读、借书就更便利了。
       现在，自己退休了，经常坐在图书馆里读读报、看看书，也是一种生活的享受。
                                        （作者系浦东新区北蔡镇退休职工）

                            荣获2011年上海"农家书香"征文活动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