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园地

                                             ◇ 范  奎

    对灯品读《现代教师读本人文卷》，是这些日子里夜夜必修的课程。我向来不喜欢选本，因为那种带着很强编者意愿的东西，多少让我感到有被动接收的味道，然而，这选本却一时让我情不由己地甘受俘获。因为，每每在深夜被其间的人物、思想以及高扬的人文气息触动，久久沉醉其中，这感觉次第涌来，让我真正触到幸福的感觉，那种精神世界的充实与踏实弥足难忘。
    开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读后，就注定对这本书的阅读欲罢不能。陈寅恪先生借《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之思想，表露自我之意志，“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脱掉桎梏，才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先生非以特立独行标榜自己，实乃为知识分子寻求一方洁净天地也。
    设若陈寅恪先生发表言论承受着压力是种不幸的话，那么，“文革”时期的文人们则是不幸中的大不幸。
    然而，我读到的是梁漱溟先生振聋发聩的“思想是销毁不了的！”造反派们的叫嚣与焚烧并没有让梁先生低头，在那个狂热的年代里，梁先生写作不辍，《儒佛异同论》、《东方学术概观》次第诞生，“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是批斗会上梁先生明确的立场。梁先生在批斗会上对这两句话的解释如此：“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得势人说的话。‘匹夫’就是一个人，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是这个‘志’却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他的‘志’。”这是怎样无奈苦涩但又掷地有声的话语啊！
    顾准先生同样被“文革”的狂热所挟裹，然而他“只服从真理，不管在感情上多么难舍难分，只要不符合‘真’‘善’的标准，他都义无反顾地加以舍弃；不管是有多大的权势的显贵，只要是有悖于真理，他都理直气壮地加以反对。”这就让他在那个时代遭受到难以想象的摧残，然而，学者的独立高贵品质不变。
    一生讲真话的黄万里一生敢讲真话，仗义执言，正如他的女儿所言：“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政治条件适合的时候，他讲真话；政治条件不适合的时候，他讲真话。对他有利的时候，他讲真话；对他不利的时候，他讲真话。”反对三门峡工程、反对三峡工程上马……黄老做到的是讲真话。
    读到马寅初先生和他的《新人口论》，不禁为之动容。在那个强权压制的时代里，马老孤身一人奋战，“我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书。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真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独立之精神高扬的姿态让我热血沸腾。
    当我经受这一个个独立精神之人格魅力所感染的时候，同时，对那个狂热的“文革”时代进行冷静的思考。而读本中那一篇篇文章也深入那个时代，批判的笔触直抵历史的腹地，一针见血的刺痛苟活的灵魂。那个混乱的年代里，多少文人在侥幸中背叛自己的灵魂，那个生产恶毒的年代里，我们的谦谦君子们露出狰狞的面目，露出人性中至恶的内容，面对它我们将需要怎样的勇气才能给出宽容！然而，事实给出的答案是我们太多的宽容。
    “这是违心的，那是被迫的，请宽恕知识分子们在高压下不光彩的行为。”这是大多数人的呼声。正是有这种呼声，所以当巴金的《随想录》开始对那个时代，对自己忏悔的时候，唤起的不是一个真正的灵魂清算的时代，不是一个忏悔意识萌芽生长的时代。溢美之词让这微弱的忏悔淹没在一个浮躁肤浅的声音里，作者这样悲痛地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恶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悲剧在不断发生，悲剧意识却被种种无聊的吹捧、浅薄的诉苦挥着安慰所冲淡。悲剧不能转化为悲剧意识，再多的悲剧也不能净化民族的灵魂。”这反思、这批判指向的不仅仅是那“毁掉的一代”，更是这以后盲目的一代代。正如作者的题目一样“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一幕幕戏剧让我深味人生的真谛，无论你怎样走过这一生，都无法逃避一些萃取的过程，其实这正是灵魂历练的过程。我鲜明地看到一个个不屈的灵魂在高歌；同时，我也看到在水与火的交织中，升腾起的烟雾中，模棱两可的面孔。萃取，同样是一个选择的过程。
                                        （作者系崇明县城桥镇崇明中学教师）

                                       荣获2012年上海"农家书香"征文活动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