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培娣
本人爱好文学,但从没有系统读过莫言先生的诺奖小说,过去只是从文学刊物上零零星星看过莫言的文章或介绍。多年前看过根据莫言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观看之后也是云里雾里,不甚理解。实事求是地讲,对我们这些城市里长大的人来说,电影里的故事情节离我们很遥远,没有亲近感,感觉很土,甚至还有点愚昧。
去年的一天,从电视新闻里看到我们中国人终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一点也不感到意外,有的只是喜悦和自豪。文学也是人学,中国的文明史源远流长,中国的文学史也源远流长,唐诗宋词元曲一直以来为世人仰慕,也为国人骄傲,现代人也秉承了前人忧国忧民、真实真挚的天下情怀。莫言先生的小说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读后让人感到深深的震撼和强烈的共鸣。
《蛙》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代表作,曾获得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作者通过多年的酝酿,别出心裁地以五封书信、四部叙事和一部话剧的形式写就了这么一部杰出的小说。小说主要描述了主人公一位乡村妇产科医生万心的成长史,个人的命运总是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一个平凡的乡村医生、计划生育工作者五十多年不平凡的工作经历,向我们展示了新中国六十年的生育史,揭示了基层计划生育工作者如何向传统的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作斗争的血泪史,读来深受感触和感动。
蛙声阵阵,象征着一个个新生命的诞生,也象征着一曲曲生命的赞歌。从上世纪50年代解放初期开始,姑姑万医生还是位妙龄少女,就开始宣传推广新的科学接生法,与愚昧的旧接生婆们展开了面对面的较量。姑姑以她满腔的热情、精湛的医术、艰苦的劳动,接生了无数个新生命,也挽救了无数个妇婴的生命,赢得了村民群众的尊重和爱戴。70年代前后,姑姑万医生的工作重点又转移到了计划生育的工作上来: 一次,为了做一位已生育了三个女儿、又怀第四胎的孕妇的计划生育工作,遭到了该孕妇三个女儿的阻挠和丈夫野蛮殴打,姑姑的额头被打得鲜血直流,可是,姑姑不畏艰险,沉着应战,用绷带简单包扎后继续工作。姑姑说:“计划生育是国家大事,人口不控制,粮食不够吃,衣服不够穿,教育搞不好,人口质量难提高,国家难富强。我万心为国家的计划生育事业,献出这条生命也值得。”多么朴实无私的话语啊!我们原本贫穷的国家正是由于这些千千万万个基层计生工作者的无私奉献和不懈努力,才成就了我们如今国计民生的不断强盛,没有因为人口的无限膨胀而拖累国家的经济建设,这些成绩都为国人和世人有目共睹。
选择阅读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先生的小说《蛙》,因为和书中主人公一样,本人现在社区居委从事着计划生育工作,也曾经在以女职工为主体的纺织企业当过保健医生,对主人公艰苦的工作经历感同身受。虽然我们有城乡的区别,环境不一样,所处的年代也不尽相同,但是我们的工作性质一样,都从事着最基层的与妇女和计划生育相关的工作。多少年过去了,我们第一代计划生育的父母们已渐渐步入老年,如何让已进入老年的独生子女父母得到更多的关爱,尤其是那些失去了独生子女即失独人员得到社会更多的扶助和保障,依然是摆在我们每位计划生育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小区里有一位阿姨,因儿子意外身亡而陷入无限的悲痛中,无法自拔,采取自我封闭、与世隔绝的生活状态。当我知道这些情况后,就主动接近她,上门与她一次次沟通,尽量给予她更多的精神慰藉,帮助她走出生活困境。虽然我付出了时间,付出了精力,但与小说主人公万医生流血、流汗相比,真是微不足道。
如今计划生育服务对象不同了,要求也不一样了。过去50、60年代的育龄妇女思想比较单一、传统,文化程度也不高;现在80、90年代的主力育龄妇女思想多元,其本身就是独生子女,文化程度都比较高,维权的意识也相对比较强,对计划生育工作者的要求也会更加高。面对新形势,作为一名基层计生工作者,更应该加强学习,熟练掌握计划生育的各项政策、法规,以更专业的社会工作者的要求为指导,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与居民群众的沟通能力、服务能力。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相通的是我们仍然需要像《蛙》中主人公万医生一样有一颗热情服务群众的真心、爱心和诚心,以国家利益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得失,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以自己辛勤的劳动,在丰富和充实自己个人生活的同时,也努力为国家的文明和进步作出自己微薄的贡献!
(作者系浦东新区北蔡镇民乐居委会干部)
荣获2013年上海“农家书香”征文活动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