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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选自《躺不平的千禧一代》：

像斯蒂芬妮这样的中上阶层父母，并不担心支付基本的经济开支，他们担心的是向下流动：如果斯蒂芬妮的孩子不参加夏令营或不戴牙箍，他们家保持中产阶层地位的机会是否会减少？这可能听上去很傻，但却是一种真实且极具鼓动性的恐惧：阶层地位的下降，就等于是将祖辈、父辈或自身来之不易的向上流动性给逆转了。这让人感觉极不符合美国精神，也就是为何这么多家长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使自己陷入了更深的倦怠。

以凯茜为例，她是住在费城远郊的中产阶层白人。她是一名律师，丈夫是一名护士。夫妻俩有四个孩子，他们家刚刚宣布破产。“如果没钱，我们如何送孩子去参加夏令营，为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找家教？”她问，“如果没有经济来源，我们如何参加其他人家的生日聚会并维持社交计划？”他们所做的——正如数百万其他勉强坚持中产阶层生活方式的人一样——让他们在债务中越陷越深。

梅雷迪思自诩为一位“过度教育的白人女士”，她用愤怒来阐述自己的倦怠：愤怒“通常是因为无止境的工作与无休止的家务相互交织”，加之还有在街坊邻居中保持形象这种“令人作呕”的任务。“我们必须把房子维护好，以讨好业主协会，”她解释说，“如果孩子的小伙伴们参加某项活动，而我们家孩子不参与的话，丈夫就会感到内疚。于是，我就全力支持此事，这样他就不会再过问了。可随后我发现自己变成了唯一负责此项活动用具存放地点的维护并确保其清洁的人。”然后，她又补充道：“我自感愧疚不堪，因为我是由于‘富有白人女性面临的问题’而感到倦怠。

与其他人的问题相比，这种事实在是不值一提。”

尽管有一定的经济保障，但梅雷迪思表示，自己育儿方面的一切决定，都取决于“这会使孩子在三十岁时还想住在咱家地下室的可能性更大还是更小？”这一终极拷问。换句话说：如何让孩子们处于一种经济上和心理上双双独立的状态？对于住在爱达荷北部一个小镇上的亚历克莎（Alexa）来说，当全家人从东海岸搬来此地时，她的倦怠感大大降低了。在东海岸，“你必须拥有合适的东西，且要负担得起私立学校，这方面的压力要大得多”。而在爱达荷州，他们赚的钱足够用，既可以减少工作量，还能支付额外的儿童保育费用——包括雇一位保姆。“我们感到安稳，”她说，“但要为大学存够钱仍然让人深感压力重重。”

这种焦虑往往以参加更多活动的形式展现。尽管某些中产阶层的千禧一代是在紧凑的日程安排下长大的，但与他们现在出于无奈被迫安排自己孩子活动的方式相比，实属小巫见大巫——给孩子们的那些日程安排早在婴儿期便已开始。在《亲子聚会：家长、儿童及对玩耍的新期待》一书中，塔玛拉·R．莫斯采访了纽约市的家长们，与其聊起亲子聚会及关于此类活动不成文的“规则”。毫不意外的是，她发现亲子聚会的主要推动者不是孩子，而是家长——尽管家长们的日程已经排满，但总能为这类活动抽出时间来。这可并非因为亲子聚会减轻了家长的劳动强度（在许多情况下，父母双方都参与其中），而是出于分别建立家长之间、孩子之间的“社会联结”或阶层联结的考虑。

从“一起去玩”到“亲子聚会”的转变，将儿童生活中过去那些随性的成分正式化了。从儿童主导（“我要去埃米莉家玩”）转变为父母定夺——由父母指导下的手工艺品、小点心和社会交往，一概都在预料之中。而且，由于是家长指导的，自然也就是由家长来决定其他家长中哪些才是“恰当”的社交对象：几乎总是会选择与自己同等阶层、同样受教育水平和同样育儿方式的家长。莫斯认为，这样一来，亲子聚会就成了精英社会阶层“自我复制”的主要场所。

中产阶层家长往往势利至极（即使是下意识的）——但他们对其他家庭“糟糕”育儿习惯的恐惧，无非就是老一套的阶层焦虑及阶层不稳定的新版本罢了。当父母试图与“合适”的家庭建立关系时，其真正试图实现的，是建立一份保险单，使孩子在有生之年都能保持这种中产阶层的人脉、习惯与阅历。照此逻辑，与“不合适”的家庭相处，就像暴露在某种传染病面前，使孩子面临感染向下流动这一永久性恶疾的威胁。

根据家长在经济阶层中的位置，他们可能会花费大量精力来安排所谓“合适”的亲子聚会，或是隐瞒自己家庭在他人眼里可能并非合适的亲子聚会伙伴的事实。住在多伦多的白人母亲埃米告诉我，她憎恶组织亲子聚会，倒不是因为孩子本身，而是担心：若自己的阶层地位被其他家长知晓，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埃米说：“我担心孩子们会对他们的父母说什么，因为我们家住的是租来的公寓，并不拥有属于自己的像样的房子。”

接受马尔科姆·哈里斯的采访时，莫斯描述了自己作为一位黑人母亲，要确保自己的孩子以“恰当方式”玩耍时所面临的压力。“我一直希望我们家能以体面的黑人家庭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因为我十分清楚外界对于黑人家庭、黑人儿童所持有的一切刻板印象，”她说，“所以我总想确保家里窗明几净，也总想确保给孩子提供适当的食物——‘适当’意味着有机食物或水果和蔬菜，而非垃圾食品或类似的东西。”换句话说，向中产阶层白人家长证明你的孩子值得与他们的孩子交往，是一件苦差。

哈里斯把亲子聚会比作某种形式的私立学校，其中“更富裕的家长把他们的孩子从公共场所带走，将孩子置于某种有来宾名单和服务费的地方，使其与众人隔离开来”。这实际上恰好也准确地描述了新中产阶层儿童过生日的情境。在我成长过程中，曾在溜冰场组织了一场聚会，还有一场以我最爱之书——《最后关头》为主题的聚会。妈妈至今仍在为此事抱怨不已。

但我是导演这些聚会的主角，邀约名单也由我做主。而如今的聚会，尤其是为幼儿举办的聚会，其旨在进行阶层复制的企图心，实在是赤裸到了可笑的程度。

莫斯继续写道：“生日聚会不一定是为了孩子，尽管许多人试图将其描绘成一切都是为了小寿星。”相反，这是“恐慌”的一种表现：“出于维持母亲身份和社区角色的需要”，以及展示“经济优势，进而显示阶层优势”的需要。在《大小谎言》一剧中——表面上讲述一场谋杀，实则是关于维护阶层地位的电视剧——当劳拉·德恩饰演的雷娜塔·克莱因得知丈夫因欺诈被捕，他们家的资产将被清算时，她的反应是为小女儿举办一场奢华的 70 年代主题的生日聚会。

《大小谎言》是一部情节剧，但其情节源于生活，仅仅是现代育儿焦虑略为夸张的版本而已。我和一位名叫朱莉的女性聊了聊。她家属于中上阶层白人，最近刚从纽约市韦斯特切斯特县附近的一个小镇搬走，那里“每个人都太夸张了”。以一次典型的妈妈购物为例：为孩子的游戏室购置了几套 Yogibo 牌巨型枕头（单套价格 100 美元）。“我决定不再追随这种潮流，而是尝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她说，“可后来，儿子想在那种有充气蹦蹦床的地方举行生日聚会。我们最终花了 700 多美元为 12 个孩子办了一场聚会。”即使像朱莉这样试图抵制生日“社交仪式”的家长，也会被卷入其中。毕竟，孩子们认为自己只是去参加一场聚会而已，并不会认为这是什么对阶层不安全感几乎不加掩饰的展示，虽然每个参与其中的成年人都在悄悄地自怨自艾。